从帝到宗的转变,出现在唐朝,这个转变的真正原因是帝王谥号的腐败和滥用造成的,庙谥是指庙号和谥号。在中国古代这两样东西流行了几千年。庙号是一个君主(包括国王,皇帝等)死后进入太庙接受子孙后代和天下臣民的祭祀而上的名称。其名称都有一定的寓意,譬如我们常见的太宗即有“克启千祀”之意。但庙号并非每个君主都能获得。它是伴随着太庙制度而来的,按规定要有一定业绩的君主才能进入太庙,即所谓“祖有功而宗有德”。譬如汉高祖,唐高祖等开国之君才有此殊荣。那些没有功业或行迹太劣者则没有。谥号,是一个人死后,对其生前言行的一种评价,或褒或贬,皆有一定的谥法。《大戴礼记》云:“谥者行之迹也,号者功之表也。”;《乐记》云:“闻其谥,知其行”,《五经通义》曰:“善有善谥,恶有恶谥,以为劝戒也。”同时谥号并非君主所专有,而庙号则是君主所专有的。作为君主,则基本上都有谥号(除个别亡国之君外),并且还有一定的寓义。譬如常见汉文帝之“文”,即有“经天纬地、道德博闻、修德来远”等八种释义。这些庙号和谥号可以从侧面看到一个君主的情况。
汉朝四百多年中,共有23个皇帝(不包括新莽和更始帝)。其中获得庙号的只有七个,西汉四个东汉三个,足见慎重而并不滥用。这七人分别是刘邦(太祖)、刘恒(太宗)、刘彻(世宗)、刘询(中宗)、刘秀(世祖)、刘庄(显宗)、刘炟(肃宗)。这七个人中尊为祖的两人,两汉各一人,分别都是开国之君,基本上贯彻了“祖有功而宗有德”的习惯规范。庙号之滥,在唐代才发生大变。庙号到了唐朝以后,则违背了它的初衷,成了给皇帝装点门面和歌功颂德的工具了,除了亡国之君,人人都有庙号了,这样唐以后的皇帝都可以叫祖、叫宗了。
同时,唐以前帝之谥号多数为一字,少数为两字,这样叫某某帝是很方便的。例如西汉到隋,共有78个皇帝(不包括北朝诸君),复谥的人仅为五人,即汉光武帝,晋简文帝、宋孝武帝、晋孝武帝、梁简文帝。考其原由,多因帝王太多,谥字有限,谥字若有重复,在当时是以为不好的,自唐以后,皇帝之称由帝易宗,也与谥号太长,不便称呼有关。自唐以降,谥号遂滥。字数几倍于前,徒欲以此争慕虚荣。唐初诸帝的初谥,与前代一致,揆之西汉,高祖大武皇帝,太宗文皇帝,高宗天皇大帝,中宗孝和皇帝,除高宗不符谥法外,其余似无不妥。至高宗为高祖、太宗加谥,遂掀加谥之风,至玄宗时最终形成了后世的文字繁多的谥号。变数千年谥法之局者,为唐玄宗。譬如唐太宗,初谥为文皇帝,本已为天下第一等谥,而后来妄加至“文武至圣大广孝皇帝”,反掩其美矣。之后谥义愈美、谥字愈多。宋神宗至20字、清太祖至25字,余皆七字、八字不等,一二字为谥者遂鲜矣。唐以后之宋,基本沿唐制不变,且加谥字之多,有过之而无不及。譬如亡国之君的宋徽宗的谥号是“体神合道骏烈逊功圣文仁德宪慈显孝皇帝”。文字之美,那里看得出是个亡国之君呢?
不过明清时期帝王称号又有小的变化,唐宋之时的谥号,谥字多,且每个字地位相同,不分主次。这种情况到明朝时发生了变化。明清的谥号对此做了一个改革,在众多的谥字中分出主次。即多字的谥号,前面的字都是修饰,最后一个字才是主谥。例如明太祖史书都通常称为太祖高皇帝,他的全称则是: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经过这次的改革,解决了唐宋时期谥字太多,不便使用,反而使帝谥不彰的矛盾。从明以后,帝谥又成为可以经常使用的了。但明清时期,对皇帝的称呼多用年号代称。例如一般清代史籍上所说的高宗纯皇帝,你也许觉得陌生,其实他就是你再也悉不过的乾隆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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