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随笔]一个时代的剪影－－－－-汉 （作者:金立扬）好贴共赏(转载)[已扎口]

　　[转贴]：一个时代的剪影-----汉 （作者:金立扬）

　　 一、开国

　　 高祖提剑入咸阳，炎炎红日升扶桑；光武龙兴成大统，金乌飞上天中央。

　　 ――三国演义篇终诗

　　 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汉朝开国。

　　 登基六年后，刘邦回到故乡沛县，与父老乡亲纵酒狂欢。酒酣，高祖一边击筑，一边唱起自己即兴创作的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就是著名的大风歌。如后人评价的：“高祖《大风》这歌虽止于二十三字，而志气慷慨，规模宏远，凛凛乎已有四百年基业之气。”这里有胜利者的豪迈，有开国君主的踌躇满志。在志得意满之余，这位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民皇帝也坦率地道出了一份期待和不安。是的，当他环视这个刚刚建立的国家，他的眼神一定是忧虑的。

　　 当时的社会，民生凋敝，百废待兴。战国数百年的血战之后，接踵而来的是秦朝残暴的统治，随后又是秦末的大规模战争，大战七十，小战四十。司马迁在《史记》中感叹：“初作难，发於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於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当时人口锐减，“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数十二三”。财物耗竭，“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 ，“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当时的政治也极不稳定，危机四伏。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燕王臧荼反。七年，韩王信投降匈奴，以兵攻太原。十年，陈豨与王黄、曼丘臣反，自立为代王，叛乱波及华北全境。十一年三月，梁王彭越反，同年七月，淮南王英布反。十二年，又有燕王卢绾反。除了内忧，还有外患。翦伯赞在《秦汉史》如此描述：“当汉高祖削平天下、统一中原、得意洋洋、击筑高歌之时，四周诸种族已经把中原文化区域包围得水泄不通了。……这些蛮族中，最成为中原种族之威胁的是北方的匈奴。因为它们具有强大的武装，而又接近中原种族政权的中心。” 在刘邦率军平息韩王信的叛乱时，被匈奴冒顿单于四十万精骑围于白登，狼狈不堪，七日之后才得以解围。

　　 更糟糕的是，这个政权缺乏任何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从上古开始，君王就是受命于天，并且与英雄的氏族领袖血脉相承。夏王族的祖先大禹是“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立下了治水的不世之功。至于商朝的始祖契帮助大禹治水有功，封於商。他的出生颇为奇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周同样如此。传说中有一个女子叫姜原，踏到了巨人的脚印，怀孕生下了孩子，周的祖先后稷就诞生了，成为教民耕稼的农业始祖。秦呢？《史记》记载：“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来路同样不凡。

　　 那么，汉高祖是什么呢？什么也不是。传说他出生时母亲梦与神遇，他的长相隆准而龙颜，他所居之处常有云气，这是后来的附会，当时要以此服天下，恐怕太难了。而且，他的家族世系实在没有值得夸耀的。刘邦之父称刘公，其母称刘媪，连个象样的名字都没有。他手下的功臣大将，大多出身卑微，萧何、曹参为县政府小吏，陈平是屠夫出身，韩信是无业游民，樊哙、周勃、灌婴各以屠狗、织薄、贩缯为业，黥布、彭越曾为盗贼，高祖自己做官只做到了亭长。

　　 在这种情况下，汉朝要在如此广大的地域中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实现长治久安，没有成功的先例可循。周的分封制，以宗法亲情为基础，但是时间一长，亲族的情谊和君臣的名分便难以为继，最后走向了春秋战国的自相残杀。秦的郡县制，实行中央集权，采用严刑酷法，结果二世而亡，似乎也不可行。秦朝灭亡的幽灵一直徘徊在长乐宫和未央宫中。

　　 在汉以前，中国虽然有夏、商、周三个朝代，但从来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如张光直所言：“夏商周三代的关系，不仅是前赴后继的朝代继承的关系，而且一直是同时的列国之间的关系。从全华北的形势来看，后者是三国之间的主要关系，而朝代的更替只代表三国之间势力强弱的浮沉而已。”到战国时代，散落在华夏大地上的成百上千个诸侯和部族逐渐整合，形成战国七雄，但是他们之间“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服异制，语言异声，文字异形”。就文化而言，在当时的华北，主要有齐鲁文化和三晋文化之分。钱穆先生曾指出：“东方齐鲁学人，大率尚文化，重历史，其学风对象，以整个社会为主。重一般之人生，不以狭义的国家富强为出发点。故其议论思想，往往求为整个社会谋彻底之改进。”“至三晋之士，则其目光意气，往往仅限于一国，仅以谋其国家富强为基准。其思想大体，仅为因利就便，趋于目前之功利而止。故其议论，往往尚权力而薄文化，重现实而轻历史。”

　　 三晋即赵、魏、韩三国，著名的法家人物多出于此。而把三晋文化发挥到极致的，则是经过了商鞅变法的秦国。秦人贪狠趋利，严刑峻法，不事虚浮，力行耕战，具有极强的开拓性，造就了一部高效率的行政机器和一支勇猛善战的军队。东方的齐国是另外的一番面貌。齐国政治上始终没有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经济上采取的是以商业促进流通、以消费促进生产的管仲之术,思想上则由国家建立稷下学宫，让诸子百家自由争鸣。在南方，还有一个曾自豪地宣称“我蛮夷也”的楚国。楚国政治上混同夷夏，文化上浪漫、瑰丽、热烈，信鬼好祠，重神厚巫，富有激情和想像，大异于中原。

　　 这些国家都有定鼎天下的实力和气魄。秦国就不用说了。齐国历来国力强盛，号称“东秦”。战国末期，齐国两个月就攻破燕国，占据燕都三年。后又举兵灭宋，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晋，欲并周室而君临天子，此时齐国已走在武力统一天下的路上，距秦始皇一统海内不到七十年。只不过一招不慎，被燕国的名将乐毅联合其余五国打了个措手不及，后虽复国，但是一直闭门养疴。楚国地广千里，带甲百万，直到灭亡前，楚国的铜铁产量仍然是最多的。楚国民众有忠君报国的传统，对秦国怀有深仇大恨。直到最后，楚国国势衰微之时，秦国还是倾全国之力才把它拿下。

　　 公元前221年，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国家，“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俨然有建立千秋帝国的气象。但是，对原来的山东六国，虽能收其地，收其民，却始终未能收其心，最后只好使出了焚书坑儒的手段。六国的遗民们满怀仇恨，各各怀着复国的梦想。当陈胜吴广首先起义对抗暴秦时，齐鲁的儒士立即负孔氏之礼器，往归陈胜，委质为臣，孔子的后代孔甲还做了陈胜的博士，最终与其同死。而在楚国旗号下的军队，以刘邦、项羽为代表，终于打入关中，实现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谶言。

　　 各自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和鲜明的文化特色，彼此之间又积怨甚深的中华民族各个区域集团，能否在同一个政权内相安无事，甚至相互认同，也决不是一个轻松的问题。

　　 上述所有的问题，汉代都给出了答案。这些答案是如此的成功，以至影响了中国两千年。

　　 汉代建立了“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模式。外儒内法，礼法并重，德刑兼用，既避免了秦严刑酷法带来的苛暴，同时又避免了纯用儒术可能导致的迂阔柔弱，既有政治理想，又有行政技术，做到了刚柔相济，维护了社会的基本秩序和长期稳定。

　　 汉代在经济上确立了重农轻商的基本政策，民生迅速恢复。经过文景之治，“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牝者摈而不得会聚”。这也许只是对盛世景象的描绘，至于经济发展的一般水平，有学者测算，从西汉末到东汉后期，每个农业劳动力年产粮2000斤，每个农业人口每年口粮486斤，全国每人每年占有粮食640斤。从汉以来的两千年，我国农业虽然有所发展，但农业劳动生产率、每个农业人口的口粮数和全国每人平均占有的粮食数，仍在汉代已经达到的水平上徘徊。

　　 汉代又实现了区域文化的大融合。西汉定都长安，承袭秦制，自然有秦文化的事功和法制精神。同时，汉高祖来自楚地，本人好楚声、楚舞、楚衣、楚辞，其功臣旧将也多为楚人。楚地的文化遂北上，对汉代精神影响深远。从兼容并包的气度，尚巫尚赤的习俗，铺陈夸张的汉赋，再到政治上一度盛行的黄老之术，都可以看到楚文化的影子。汉初，叔孙通起朝仪，陆贾献《新语》，之后汉武帝尊儒术，山东齐鲁之学又泽被全国。尽管汉代依然存在区域风俗上的差异，但是各地逐渐超越了历史传统、文化传承和血缘基因的差别，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和文化认同感。

　　 汉代把受到华夏文化浸润的、居住于广阔土地上的人民，抟成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民族，一直延续到今天。从此，这个民族就以“汉”自称。

　　 在汉代，华夏民族刚刚经历了创造力勃发的轴心时代。他象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有着无限的好奇心和无穷的自信心。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积累了一切它所需要的智慧。同时，他又刚刚走出血与火相涤荡的上古时代，保持着原始的野性和活力。如今四海一统、民生恢复，这个精力旺盛的年轻民族终于摆脱了内部的自相杀伐，内求巩固，外求扩张。中华大地的面貌从此发生了永久的改变，亚洲的格局为之一新，余波一直冲击到遥远的西方世界。正如高祖在《鸿鹄歌》中所唱：“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

　　 二、武功

　　伏波惟愿裹尸还，定远何需生入关。 莫遣只轮归海窟，仍留一箭定天山。

　　 ――李益 塞下曲

　　大凡一个伟大的民族，都是在与强敌的殊死搏斗中诞生或崛起的。百年战争胜利的号角，宣告了法兰西民族的兴起，此后几个世纪法国一直是欧洲大陆的中心。打垮了称雄一时的蒙古金帐汗国和瑞典王国之后，俄罗斯民族开始走上建立世界帝国的道路。西班牙无敌舰队折戢沉沙，英国人成为海洋上新的霸主，打开了日不落帝国之门。北美英属殖民地独立战争的胜利，标志着美利坚民族从此屹立于世。而汉民族，则是在与匈奴民族长达四百年的残酷战争中，最终确立了日后2000余年在东亚大陆的轴心地位。

　　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作战，是世界古代史的永恒主题。一般来说，农耕民族对于游牧民族，可以抵御之，甚至战胜之，却难以彻底征服之。游牧民族居住于广漠的塞北苦寒之地，高纬度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暴风雪、饥饿、疾病、蚊叮虫咬、极艰苦的劳动和无休止的征战，无情地淘汰着弱者。游牧人从小在马背上长大，不需要训练即可作战，“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而且居无定所，飘忽不定，“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晁错给汉文帝的奏折中就点出了这种困境：“胡人食肉饮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如飞鸟走兽于广野，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以是观之，往来转徙，时至时去，此胡人之生业，而中国之所以离南亩也。今使胡人数处转牧行猎于塞下，或当燕、代，或当上郡、北地、陇西，以候备塞之卒，卒少则入。陛下不救，则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救之，少发则不足，多发，远县才至，则胡又已去。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入。如此连年，则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

　　汉初，匈奴已经发展成为东起辽河、西逾葱岭的统一的游牧帝国。单于为全国最高首领，下有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所有部众皆以十进制分为24个万骑，万骑之下，又设千长、百长、什长。古代制约游牧民族强大的最重要因素，分裂和内乱，已经不存在。这样组织严密、地域辽阔的游牧帝国，农耕民族通常难以抵御，更别说消灭了。但是汉军居然把这不可能的事给做成了。虽然曾有平城之围的困顿，和亲的屈辱，但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开始，汉军即展开了史诗般的绝漠远征，连续打了两百多年，终于复九世之仇，彻底拖垮了这个庞大的草原帝国。

　　时在元朔五年（前124年），汉军发起漠南之战。车骑将军卫青率军出朔方，长途奔袭五百里，把匈奴右贤王打得其措手不及，狼狈北逃。汉军俘敌1万多人，骑兵部队初试锋芒。此战解除了匈奴对京师长安的直接威胁，为汉军建立了向大漠深处进攻的战略基地。

　　元狩二年（前121年），汉军又发起河西战役。20岁的骠骑将军霍去病出陇西（甘肃临洮），越过焉支山一千余里，穿过五个匈奴王国，斩匈奴名王以下八千九百余人，俘获匈奴休屠王祭天金人。同年，霍去病再出陇西，越过居延海（内蒙古额济纳旗）两千余里，杀虏三万余人。霍去病一年中两次横穿河西走廊，如入无人之境，彻底扫除了匈奴在河西地区的势力。匈奴为此悲歌：“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匈奴被迫撤到大漠以北，靠千里流沙为屏障，惟求自保。

　　但是汉武帝决不善罢甘休。元狩四年（前119年）春，卫青、霍去病各率骑兵5万深入漠北，寻歼匈奴主力，步兵三十万殿后。卫青出定襄一千余里，与伊稚斜单于的匈奴主力军团展开决战。汉军在漫天风沙中队形不乱，纪律严明，匈奴骑兵大败，伊稚斜单于只带少数人向北突围逃走。霍去病则率领“敢力战深入之士”出代郡，长驱两千余里，杀虏七万余人，左贤王所部主力几乎全部被歼。霍去病乃封狼居胥山，登临翰海，祭告天地，庆祝胜利。从此“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

　　到东汉初年，匈奴已经分裂成南北两部，南匈奴归降中国，北匈奴则依然为患。永元元年（公元89年），车骑将军窦宪出朔方，度辽将军邓鸿出五原，南匈奴单于出满夷谷，在涿邪山（蒙古戈壁阿尔泰山）会师，向北深入瀚海沙漠三千余里，到稽落山终于捕捉到北匈奴主力。北匈奴主力崩溃，北匈奴单于向西逃走，亲王以下一万三千人被杀，八十一个部落共二十余万人投降。窦宪就在燕然山（蒙古杭爱山）上，竖立石碑，纪念这次空前的胜利。随军出征的班固写下了气壮山河的《封燕然山铭》：“四校横徂，星流彗扫，萧条万里，野无遗寇。．．．蹑冒顿之区落，焚老上之龙庭。上以摅高、文之宿愤，光祖宗之玄灵；下以安固后嗣，恢拓境宇，振大汉之天声。”

　　两年后（91年），汉军再接再厉，企图一举消灭已经极度衰弱的北匈奴汗国。征西将军耿夔、司马任尚出居延塞（内蒙额济纳旗），带领精骑穷追五千余里，在金微山（蒙古阿尔泰山）下，大破匈奴军，俘获阏氏，斩名王以下五千余级，尽获其珍宝财畜。单于仓皇逃走，不知去向。北疆和西域的北匈奴势力被彻底拔除。

　　汉朝对匈奴的全胜，有其国大民富、兵器尖利的因素。其实，这些优势，历代中原王朝无不拥有，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宋朝就是一例，但宋却先败于辽，再败于金，最后亡于蒙古，连小小的西夏都搞不定。宋所缺少的，是一种强悍的精神力量。

　　汉匈战争中汉军发起的所有关键性战役，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以大规模的骑兵兵团为核心，劳师远征，长途奔袭，直捣龙庭，除恶务尽。两千年前的北方大漠，没有道路，没有地图，没有现代交通工具，没有沿线补给，有的只是饥渴、严寒和漫天的黄沙。“十日过沙碛，终朝风不休。马走碎石中，四蹄皆血流。”在严酷的自然和嗜血的强敌面前，汉军格斗而死的，疾病而死的，饥寒而死的，数以万计。但是汉军依然义无反顾，一次又一次出塞千里，一扫胡尘，所依托者，是全民族的尚武风气和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

　　两汉特别是西汉时期，战国时代的总体战遗风犹存，兵民不分，有事则人尽可兵，事毕则兵尽还民。《汉仪注》中说，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骑、战阵。每年秋后，各地要进行训练、比武、考核。贵族子弟或者家世清白的子弟（良家子）则可以加入期门羽林，担任皇室警卫。上至封君列侯，均有从军义务，即使是丞相之子也在戍边之调。当时，浓烈的尚武之风弥漫全国。伏波将军马援有言：“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穷困潦倒的贫民依然拥有一把利剑，“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 平民拥有兵器是如此广泛，以至于“洒削”（磨剑、修剑削）也能成巨富，司马迁曾为之慨叹：“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

　　今天属于温柔之乡的江南一带，当时的民风却比北中国还要强悍，“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学富五车文质彬彬的儒者，一样习武知兵。景帝时期的经学名家辕固得罪了喜好黄老之学的窦太后，被扔进了野猪圈，辕固手持利刃，“下圈刺豕，正中其心。”司马相如自幼练习击剑，东方朔则以剑术自负。皇室贵胄也决没有生长于深宫妇人之手的文弱，狩猎、比武甚至搏兽是他们共同的喜好。以搏兽而论，汉武帝“好自击熊豕”，能“手格熊罴”。昌邑王刘贺登基后，驱驰北宫、桂宫，“弄彘斗虎”。广陵王刘胥有勇力，常于别囿学斗野熊，能空手搏之，熊“莫不绝脰”。

　　那时的人们，有一种听之见之则征服之的气概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蛮力。《世说新语·言语》中有一段话对比了魏晋人与秦汉人精神气质的巨大差异：“荀中郎在京口，登北固楼望海云：虽未睹三山，便自使人有凌云意；若秦汉之君，必当褰裳濡足”。面对未知的、广阔的、无限的世界，面对艰苦的战斗和艰难的人生，后世的中国人或远观，或麻木，或逃避，或沉溺于奢靡之中。汉人则不同，他们马上就会行动起来。如蒯通所言：“猛虎之犹豫，不若蜂虿之致螫；骐骥之跼躅，不如驽马之安步；孟贲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听说海上有仙人，他们的船队就拔锚起航，连皇帝也数次三番地泛舟于万顷波涛之上。听说遥远的西边有宝马，有财富，有其他的文明，汉朝的使节、军队和商人就源源不断地奔赴无边无际的沙漠和群山。

　　于是有了博望侯张骞的凿空西域。张骞和他那支小小的队伍，在既无经验，又无补给，强敌拦路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地向那茫茫不可测的大漠挺进。他被匈奴扣留了十一年，娶了匈奴妻子，但是一旦逃出，还是继续向西，一直在阿姆河流域找到大月氏国。在汉代，象张骞这样的人，决不是少数。张骞出塞百余人，惟二人得还，可谓九死一生，但是史书记载：“自骞开外国道以尊贵，其吏士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那个时候，汉人把所有已知的世界上天入地求之遍。听说从四川有道路可以通往身毒（今印度）和西域，汉人就翻越崇山峻岭，冒着热带瘴气节节挺进，灭且兰，降滇国，定七郡，拓地千里。听说西边有个强国叫大秦，甘英就一路跋涉到波斯湾，而汉朝的海船则一直航行到今天的印度和斯里兰卡。

　　于是有了冠军侯霍去病的“有气敢往”。公元前 123年，年仅18岁的霍去病第一次带兵出征，即“与轻勇骑八百直弃大军数百里赴利”，斩首捕虏两千多人，杀死匈奴单于祖父，生擒单于叔父，出奇制胜，勇冠全军。后来，匈奴浑邪王谋降汉，霍去病前往迎接，浑邪王部将看到汉军阵容严整，心存疑惧，许多人不想投降了，纷纷逃遁。霍去病再次显出其“敢深入，常与壮骑先其大军”的剽悍勇猛，当机立断，一马当先，驰入匈奴军中，斩其欲亡者八千人，浑邪王遂降。霍去病一生中的许多战斗，都是不带辎重，在敌人深远的后方寻找、追击、毁灭，这是农耕民族的游牧军队，是冷兵器时代的闪电战。李白称颂道：“天兵照雪下玉关，虏箭如沙射金甲。云龙风虎尽交回，太白入月敌可摧。”长驱直入，摧枯拉朽，是之谓也。

　　于是有了贰师将军李广利的两征大宛。听说大宛（位于今费尔干纳盆地）有汉血宝马，汉武帝派人以重金求之。大宛欺汉朝遥远，不但不给宝马，反而诛杀汉使。太初元年（公元前103年），大将李广利率汉军出征讨伐。这是中国迄今为止最远的远征，据《剑桥中国秦汉史》测算，目的地距离长安在5000公里以上。远征军开始出师不利，溃退回玉门关。汉武帝大怒，“使使遮玉门，曰军有敢入者辄斩之！”第二年，经过增援的汉军再次咬牙越过茫茫大漠，沿途屠轮台，灭郁成，大宛杀王献马出降。这次胜利，武帝顿全国之力，“损五万之师，靡亿万之费，经四年之劳”，换来几千匹宝马。汉帝国从此声威大震，西域诸国望风披靡。

　　于是有了史不绝书的汉使立功绝域的故事。孤悬万里之外，身处敌国之中，汉朝的使节依然能够以单车轻骑，斩名王，定属国，布国威于四方。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傅介子率吏士40人智斩楼兰王，改国名为鄯善国。汉宣帝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冯奉世出使西域，听说莎车国发生政变，汉使被杀，当机立断，不待奏闻朝廷即调集各国兵马，一举攻克莎车都城，重立莎车王。建昭三年（前36年），西域副校尉陈汤矫制兴师，越过葱岭，诛杀郅支单于，传首长安。元延二年（前11年），段会宗以轻兵深入乌孙，诛乌孙太子蕃丘。至于定远侯班超，在投笔从戎以后，率三十六人号令诸国，横行西域三十一年，五十余国悉皆纳质内属，其人其功，更是震古烁今。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汉军虽然不是职业军队，但是战斗力是惊人的。晁错就指出，如果下马以剑相搏，强悍的匈奴人绝非汉人对手。陈汤说：“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 武帝时期，将巴蜀罪人伐越国，募天下死罪击朝鲜，赦京师亡命攻昆明，发天下谪民和恶少年征大宛，这些都不是正规部队，但征骑一出，无不如志。李陵以五千步卒对抗单于亲自带领的八万铁骑，硬是挺了八天之久，击杀匈奴骑兵上万人。最具有传奇色彩的是东汉将军耿恭的故事。从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到建元初年（公元77年），他带领不到百名士卒，在北匈奴数万骑的围攻下坚守疏勒城(今新疆喀什)达两年之久，杀敌数千百计，凿山为井，煮弩为粮，终无异志。后来酒泉和敦煌的汉朝援军越过深丈余的积雪，历尽艰辛抵达疏勒城下，汉守军见援军相与痛哭，此时城中仅余二十六人。

　　除了大规模的野战，汉代也修长城，而且修了两万里，是有史以来最长、最远的长城。与历代长城不同，汉代长城不仅是防御的屏障，更是前进的基地。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汉人把长城从酒泉修到了玉门关，再修到盐泽（罗布泊），甚至计划一直修到天山和塔里木盆地。在万里边防线上，汉军步步为营，“五里一燧，十里一墩，卅里一堡，百里一城”，构筑起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强大要塞体系。后来，汉政府又在轮台和渠犁实行军事屯田，继而又深入到莎车、车师前王国乃至乌孙境内。在离家乡数千里的哨卡和屯田区里，汉代戍卒或者几十人一队，面对着大漠冷月，忠实地守望着帝国的安宁，或者一手持剑，一手扶犁，静静地等待着下一次出击。

　　已经很难复原汉代出塞远征士兵的日常生活了，尽管他们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是一段传奇。至于汉代边塞的戍卒，随着二十世纪现代考古学的兴起，随着居延汉简等一批古代文献的出土，这些士兵的面貌开始慢慢清晰起来。据史学家考证，他们官兵地位相对平等，后勤保障充分。他们纪律严明，具有高度的专业化水平，所有的衣物、马匹、武械、日常活动均造册登记，学习、训练、考核极为严格。他们保持着昂扬的战斗意志，“闻烽举燧燔，皆摄弓而驰，荷兵而走，流汗相属，唯恐居后，触白刃，冒流矢，义不反顾，计不旋踵，人怀怒心，如报私雠。”

　　自然，他们也有喜怒哀乐。其中有对建功立业的憧憬，“出身仕汉羽林郎，初随骠骑战渔阳。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有征服者的豪迈，甘延寿、陈汤诛杀郅支单于后的上疏可为代表：“臣延寿、臣汤将义兵，行天诛，赖陛下神灵，阴阳并应，天气精明，陷陈克敌，斩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县头槁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有胜利以后对和平生活的企盼，霍去病的诗道出了他们共同的心声：“四夷既护，诸夏康兮。国家安宁，乐未央兮。载戢干戈，弓矢藏兮。麒麟来臻，凤凰翔兮。与天相保，永无疆兮。亲亲百年，各延长兮”。当然也有别离的痛苦，一首汉诗写道：“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欢娱在今夕，燕婉及良时。征夫怀往路，起视夜何其。参辰皆已没，去去从此辞。行役在战场，相见未有期。握手一长叹，泪为生别滋。努力爱春华，莫忘欢乐时。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

　　无论如何，这些普通士兵改变了亚洲，也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在汉匈以国运相赌的漫长而残酷的战争中，他们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扫除了中原民族数百年的边患，打通了丝绸之路，捍卫了中华文明。据有的史学家推测，匈奴被击败远遁之后，出现在东欧平原，引发了欧洲大规模的民族迁徙浪潮，最终导致了罗马帝国的灭亡，欧洲的古典文明为之中断一千年。除此之外，汉军在整个东亚大陆四面出击，纵横驰骋，所向披靡， “屠大宛之城，蹈乌孙之垒，探姑缯（西南夷之一种）之壁，籍荡姐（西羌之一种）之场，艾朝鲜之旃，拔两越之旗，近不过旬月之役，远不离二时之劳，固已犁其庭，扫其闾，郡县而置之，云彻席卷，后无余灾”。从白山黑水到中亚绿洲，从冰封的贝加尔湖到南方的热带丛林，都感受着中国的军威国力，接受着中原文明的辐射。中华民族的基本疆域由此奠定。

　　三、治道

　　青盖作镜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服，风雨时节五谷熟，长保二亲得天力。

　　 ――汉镜铭文

　　汉代的政治社会制度，是在吸取了秦王朝教训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汉代对此有颇为一致的认识。陆贾认为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息”，“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贾谊说：“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罚，德泽亡一有，而怨毒盈于世，下憎恶之如仇雠，祸几及身，子孙诛绝，此天下之所共见也”。汉初董仲舒更是明确指出：“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 “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 因此，汉代极为重视礼治和教化。以孝道为核心，以儒术饰吏事，汉代逐渐建立了一个相当完备的教化体系。

　　一则有以德化民的官吏。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官吏出身儒家的越来越多，他们在儒学思想导引下，自觉追求三代的王道之治。西汉有名的循吏黄霸，他“力行教化而后诛罚”，“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以赡鳏寡贫穷者。然后为条教，置父老师师伍长，班行之于民间，劝以为善防奸之意”。汉宣帝称赞他：“颍川太守霸，宣布诏令，百姓向化，孝子弟弟贞妇顺孙日以众多，田者让畔，道不拾遣，养视鳏寡，赡助贫穷，狱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向于教化，兴于行谊，可谓贤人君子矣。”到东汉，这样的循吏就更多了，寇恂、贾复、伏湛、鲁恭、杨仁、刘宽、杜林、杜诗、张湛、张霸、鲍昱等等，均“教化行而治功立”，不可尽数。

　　二则有基层的民间组织。在高祖二年，在县、乡设置三老。惠帝四年，在全国推行孝悌力田复其身的政策。汉文帝指出：“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人之师也”。这些人并非朝廷官吏，不受俸禄，但起到了表率作用，教化乡里，调解纠纷，达成基层自治。他们德高望重，地位很高，不但可与地方官吏以事相教，还可直接上书皇帝。汉武帝太子死后，“上怒甚，群下忧惧，不知所出”，此时上书要求给太子恢复名誉、最终使“天子感悟”的就是壶关三老。

　　三则有国立教育系统。从汉武帝时代开始，国家建立太学，作为“教化之本原”。太学生的数量，汉武帝时约五十人，昭帝时一百人，元帝时为一千人，成帝末年增加到三千人。王莽时代继续扩建，一次就曾经兴造校舍“万区”。东汉末年，太学生数量超过三万人，京师形成了大学区。基层的公立学校则设到了聚一级（乡以下），如平帝元始三年诏曰：“立官稷及学官， 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以至“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

　　教化之盛行，以东汉为甚。东汉的功臣多近儒，光武帝“本好学问，非同高帝之儒冠置溺”，“虽东征西战，犹投戈讲艺，息马论道”。东汉不但出现了一大批注重礼仪教化的官吏，而且出现了无心仕宦、却热心乡里教化的地方士绅。东汉人对仁孝和名节的重视，中国历史上罕有其匹。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指出：“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

　　所有这一切，似乎都在实现儒家的最高理想。然而，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却并不领情。朱熹认为，汉代根本代表不了三代的理想：汉唐时代“并无些子本领”，“全体只在利欲上”。“三代以天理行，汉唐以人欲行。”这部分道出了历史的真实。在汉代，儒家更多是装饰性的，骨子里只有法家才是根本的治国之策。在儒家温情脉脉的面纱下，是法家冷峻无情的面容。一味尊崇儒学，容易流于柔弱和迂腐，只有法家才能带来稳定的社会秩序，高效率的行政体系和强盛的国力军力。汉代皇帝对此有非常清醒的认识。汉元帝做太子时，曾说他父亲宣帝“持刑太深”，主张起用儒生。宣帝生气地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并叹道：“乱我家者，太子也！”

　　汉承秦制，法网严密。高祖曾约法三章，尽除秦苛法，其实只持续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丞相萧何在秦六律的基础上，新增加了户、厩、兴三律，此为《九章律》。后又有孙叔通的傍章十八篇，张汤的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的朝律六篇，合称“汉律六十篇”。此外，还有令、科、比，作为对律的补充。到武帝时，“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

　　有意思的是，汉代很多名儒都有自己的法律著作。据《晋书·刑法志》记载：“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凡断罪所当由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三千二百余言。”两汉时期，还出现了律学世家，有的开帐授业，门生多至千余人。杜周、杜延年父子分别担任武帝和宣帝时的御史大夫，都有律书传世，被称为大杜律和小杜律。东汉郭弘习小杜律，授徒常数百人，此后数世皆传法律。沛国陈咸在西汉时“以律令为尚书”，其后五代讲习律令。这种律学世家到曹魏以后便成绝响。汉代明法（通晓法律）是做官的重要途径，靠律学做上大官的很多，西汉张汤、赵禹都以刀笔吏位至九卿，东汉郭弘一族至廷尉者七人。到唐宋试士虽有明法一科，已经不为时人所重。明清八股取士，法律更加无人问津。法律家沦为刀笔吏，为世人所轻蔑。

　　在执法上，汉代多有刚正不阿之士，甚至敢于与君权相对抗。张释之以“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面驳文帝，坚持按法行罚；樊鯈不顾汉明帝发怒，据理力争请诛明帝之弟广陵王荆；东汉桓帝时，中常侍张让权势熏天，李唐却依法诛杀了张让之弟野王令张朔。《史记》、《汉书》和《后汉书》都专门开辟了酷吏传，这些酷吏有以法营私、滥捕滥杀之徒，但是多数则与法合一，与公无私，廉洁自守。第一个酷吏郅都“为人勇，有气力，公廉，不发私书，问遗无所受，请寄无所听”，“行法不避贵戚，列侯宗室见都侧目而视”。赵禹“为人廉裾，为吏以来，舍无食客。公卿相造请，禹终不行报谢，务在绝知友宾客之请，孤立行一意而已”。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的奴仆白日杀人，董宣趁其为湖阳公主外出驾车时当街杀死，光武帝宽恕了他，但是让他向向公主叩头谢罪，“宣不从，强使顿之，宣两手据地，终不肯俯”。

　　根据瞿同祖的研究，因为萧何制定的汉律多袭秦旧，一经颁布，极难修改，因此虽然有春秋决狱，有章句注释，法律条文基本上还是体现了先秦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的精神。到魏晋以后，儒家终于有机会按照自己“亲亲”、“尊尊”的理想订立法律， “八议”入律， “五服”治罪，按照等级和身份的不同区别刑罚轻重，法律的公正和社会的正义荡然无存。而在汉代，王侯大臣犯罪，照样“令与众庶同黥、劓、髡、刖、笞傌、弃市之法”。

　　以称霸天下为最终目标的法家，具有鲜明的事功精神。秦国“立民所欲，以求其功”，在军功爵制的激励下，全国民众厉行耕战，整个社会彻底导入富国强兵致霸的轨道。赏罚主要看功劳，看斩获的敌人首级，对后世儒家看得高于一切的个人道德操守，可以在所不问。汉代大体延续了秦的赏罚作风，有功则赏，有罪必罚。李广利征大宛事成，虽然其间私罪颇多，但是“万里征伐，不录其过”。李广纵有天大的名声，没有战功就是不封侯。张骞通西域立下了盖世的功劳，后来打匈奴误了期限，立即贬为庶人。大行王恢击匈奴，大司农张成伐东越，畏敌不前，杀无赦。

　　汉代在人才的选拔和任用上，同样有鲜明的事功精神。汉代是一个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时代，其选官制度，既不像春秋以前纯然从贵族选拔官吏那样狭隘，也不像宋以后单凭四书五经取士的科举制度那样死板。两汉选拔官吏的主要方式有察举和征辟两种。察举就是从乡里到郡国、再从郡国到朝廷由下向上推选人才。察举既重德行，也注重经世致用。除了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文学等常备科目外，还有明经（通晓经学）、明法（通晓法律）、治剧（治理难治的郡县）、兵法、阴阳灾异等临时规定的特殊科目。察举之后，还要经过考试，始能量才录用。征辟则是一种自上而下选拔官吏的制度，主要有皇帝征聘与公府、州郡辟除两种方式，有先秦礼贤下士之遗风。如果被征者坚不应命，不能强制；既征之后，地位不同于一般臣僚，大都待以宾礼。所以，朝廷官员中不全是追名逐利之徒，而多有不阿上意、正直贤良之士。

　　对于从多种渠道选拔上来的人才，汉代有一个完整的培养和考核程序。通常先在中央做郎官，当皇帝的警卫和秘书，参加朝廷政策的讨论，增长见识，开阔眼界。之后又派到地方政府经受吏事历练，参与实际事务，再论功选拔。所以，汉代官吏是庄重严肃、精明强干的行政官员。汉官威仪，古今艳称。后世那些只会吟诗作赋的官吏，“平日静坐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在汉代的官僚体系中是没有容身之地的。

　　汉代在征收赋税、役使民力上也毫不留情。武帝一朝，征骑四出，军费浩繁，赋税尤为苛重。如算赋，自十五到五十六岁，每人出钱一百二十。如口赋，自七岁到十四岁，每人出钱二十。如赀算，每人赀万钱。除了赋税，还有徭役。汉制，民年二十三开始服徭役，先是在郡县服役一个月，谓之“卒”；再调至京师服役一年，谓之“正卒”；再屯边一年，谓之“戍卒”。往来徭戍者，衣装自备。更有时常进行的迁民实边之举，动辄十万人，屯田则一直屯到了中亚。故当时以为汉力役之征，“盖三十倍于古”。即使如此，人民少有怨衅。有史学家感叹，汉代百姓是中国历史上最能尽国民义务的。

　　凡此种种，我们都可以看到当年扫平天下的秦帝国的影子，所以历来秦汉并称，国力强盛，军威赫赫，俱为一世之雄。当然，汉帝国决不是秦帝国的简单重建。除了重视教化，以德辅刑，汉代对秦代制度进行了大幅度的改良，在政治和社会制度上有许多自己的特色，成为一个刚柔相济的帝国。汉代延续四百年，对内能够保持长期的社会稳定，对外能够进行强有力的扩张，绝非偶然。

　　那时的皇权，远远没有象秦国那样绝对专制，也没有象明清那样笼罩一切。皇帝每有军政大事，多通过朝议决定。参加朝议的除了文武百官，还有“以言语为职，谏诤为官”的大夫、博士、议郎。许倬云先生曾经生动地描述了汉廷朝议的场景：“一开会，殿上面坐的是几百个大官小官，殿底下，庭里边一站，也可以站上两三千人，每个人都可以发言的。今天我们还有一个实际的讨论会记录在，讨论盐和铁该不该公卖？《盐铁论》中就有许多名不见经传的小官与郎的发言。从汉朝其他零零碎碎的记录里也可见常常有站在庭里面的郎发言，皇帝照样听他的，发言完了大家讨论，如此全国的各种事情都可以传到中央。”

　　与后世相比，汉廷风气质直。汉代官吏以“面折廷争”闻名，甚至对皇帝也不留情面。御史大夫周昌当面称刘邦为“桀纣之主”，冯唐批评汉文帝不能任用人才：“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汲黯则在满朝文武面前指责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臣下的奏折也少有忌讳。贾谊的《治安策》，劈头就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 谷永上书指责汉成帝：“陛下独违道纵欲，轻身妄行，当盛壮之隆，无继嗣之福，有危亡之忧，积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矣。为人后嗣，守人功业，如此，岂不负哉！” 这种直言还延及皇帝的先祖。汉昭帝曾下诏，要给汉武帝立庙。群臣大议庭中，长信少府夏侯胜提出：“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无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无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群臣提醒他：“此诏书也”。夏侯胜说：“诏书不可用也。人臣之谊，宜直言正论，非苟阿意顺指。议已出口，虽死不悔！”

　　与之相应的是，汉朝皇帝对直言之士多能施以礼遇。每逢选召人才，必召“能直言极谏者”。周昌骂了刘邦，刘邦反而对他更加忌惮。对汲黯，汉武帝的态度是：“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 以至于“大将军青侍中，上踞厕视之。丞相弘宴见，上或时不冠。至如见黯，不冠不见也。”谷永上了那份奏折，汉成帝大怒，第二年却“征永为太中大夫，迁光禄大夫给事中”。那位痛责武帝的夏侯胜，虽获罪下狱，但马上被放出，被任命为谏大大给事中。至于象司马迁的《史记》，把开国皇帝写成流氓加无赖，把雄才大略的当朝天子写成一个暴君，后世恐怕是难以想象的。

　　在汉代，丞相制起着制约君权、补救专制的重要作用。汉初陈平这样说丞相（宰相）的作用：“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 汉代尤其是西汉的丞相地位很高，皇帝对丞相礼遇隆重。凡拜相，天子临朝，六百石以上的官员皆得朝会。凡丞相进见，皇帝得离坐；丞相病重，皇帝得亲临问疾，并遣使送药；丞相死后，皇帝亲自吊唁。丞相对皇帝诏命若有不同意见，可拒绝执行或面折廷争。汉惠帝死后，吕后欲诸吕为王，右丞相王陵当面抵制：“高皇帝刑白马而盟曰：‘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今王吕氏，非约也。”景帝欲封后兄王信为侯，丞相周亚夫坚决反对，只好作罢。哀帝想要加封董贤食邑二千户，丞相王嘉封还诏书，拒不执行，开臣下“封驳之制”之先河。一般而言，皇帝是世袭的，难以保证个个都是明君英主，丞相不是世袭的，可以任人唯贤。只要丞相制能够正常运作，就有望弥补君权世袭之弊。明以后，丞相之制彻底废除，官僚机构叠床架屋，效率低下，而绝对君权的恐怖和黑暗渐渐笼罩天下。汉代则丞相多能选贤任能，总管政府运作，对有汉一代的治世，功莫大焉。

　　另一方面，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又为制约君权提供了超验力量。“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那时的王公贵族，对天具有真正的敬畏。公元前178年发生了日食，汉文帝为此下诏说： “朕闻之：天生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灾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谪见于天，灾孰大焉！肤获保宗庙，以微眇之身托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予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之所不及，匄以启告联，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帝王罪己诏。汉武帝的轮台罪己诏，“深陈既往之悔”，也非常有名。后来，武帝更加明确地向群臣宣告：“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汉武帝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此后，如果遇到天灾日食，皇帝下诏罪己渐成制度，《汉书》里可以称得上“罪己诏”的，宣帝有八次，元帝有十三次，成帝又有十二次。不仅皇帝要罪己，作为政府最高官员的三公，遇到天灾也要引咎辞职。《汉仪注》中说：“有天地大变，天下大过，皇帝使侍中持节乘四白马，赐上尊酒十斛，牛一头，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即上病。使者还，未白事，尚书以丞相不起病闻。”就是说，此时丞相需要称病辞职甚至自裁。汉成帝时，天灾频频，宰相翟方进收到了皇帝赐给的酒和牛，当日就自杀谢罪。又如元帝永光元年，陨霜杀稼，天下大饥。丞相于定国，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御史大夫薛广德，同时以灾异告老还乡。明帝永平十三年，日食，三公均免冠自劾。这些行为无疑有浓厚的迷信色彩，但不管怎样，一有灾异，或罪己，或辞职，客观上使得皇帝和高级官吏保持了一种诚惶诚恐、兢兢业业的心态。董仲舒的学生眭弘曾以灾异上书，请求昭帝“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到哀帝时，又有甘忠及夏贺良提出，“汉历中衰，当更受命”。这种笃信天命而建议皇帝退位的事情，只有汉代人才做得出。

　　在汉代，国家对于救灾极为认真，救灾方式多种多样，或者减免租赋，或者行假贷或急赈，或转运粮食到灾区，或减百官俸禄，或大量由灾区移民他处，或卖爵以入钱，或令民输粟于国家以除罪或以居之。翻开两汉史书的帝王纪，这样的记载比比皆是。对于流民，则要求“所之郡国，谨遇以理，务有以全活之”。东汉和帝时期，因为连年地震、旱蝗，朝廷两次下令开放“自京师离宫果园上林广成囿悉以假贫民，恣得采捕，不收其税。” 汉代往往还在灾荒之年在全国或部分地区颁布临时性的禁酒令，以节约粮食。如汉景帝中三年“夏旱，禁酤酒”，和帝永元十六年，“诏兖、豫、徐、冀四州比年雨多伤稼，禁沽酒” ，顺帝汉安二年冬十月，“禁沽酒，又贷王、侯国租一岁”，等等。

　　 有代表性的救灾行动是平帝元始二年。当青州一带出现大旱和蝗灾之际，从三公、卿大夫到普通吏民为百姓献其田宅者有二百三十人。人民财产不满二万以及受灾之郡人口不满十万的，免除租税。官府清空邸第，医治生病的灾民。对于有死亡的家庭，赐予安葬费用。迁徙贫民，赐予田宅什器，借给农具和耕牛种食。又在长安城中广建住宅，以居贫民。

　　汉代还特别重视保护鳏、寡、孤、独之人，即今天所谓的弱势群体。汉宣帝曾下诏：“鳏、寡、孤、独、高年、贫困之民，朕所怜也。前下诏假公田，贷种、食。其加赐鳏、寡、孤、独、高年帛。二千石严教吏谨视遇，毋令失职。”两汉时期，皇帝不时遣使“循行天下，存问鳏、寡”，经常下诏“加赐鳏、寡、孤、独、三老、孝弟、力田帛”。每年春季对鳏寡孤独贫穷进行救济，是一以贯之的基本国策。对于老人，以孝治天下的汉政权尤其重视。到了七十岁，国家赐给老人鸠杖，“上有鸟，使百姓望见之，比于节，吏民有敢骂詈殴辱者，逆不道。”老人可以自由进入官府，可以走天子专用的驰道，在市场上做买卖可以不收税，触犯刑律如不是首犯可以不起诉。

　　汉代赋税、徭役虽重，田租却很轻。战国时孟子曾说过：“什一而税，王者之政”，但是汉代的税额只有十五税一，自汉初景帝决定只收田租之半之后，实际上是三十税一。汉文帝时，曾全部免收田租十一年之久，为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汉代在改良刑罚也迈出了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步。汉初一个小女子缇萦上书，要求以身赎父罪，促成汉文帝决心废除肉刑，从此，“当髡者为城旦、舂；当黥者髡钳为城旦、舂；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止者笞五百”。汉景帝时候，又把笞五百的改为三百，笞三百的改为二百。

　　汉代物质文明非常发达。汉代的事功精神，使得人们不仅关心天道的哲理、世道的治理和人道的伦理，而且关心各种实用技术。汉代发明了纸，西汉时期就有了麻质纤维纸，东汉的蔡伦改进了造纸术，大大加速了文化的传播。汉代完成了农具与兵器的铁器化，把中国推入了铁器时代。汉代用炒钢法冶炼熟铁的技术，欧洲直到18世纪中叶才开始出现，而球墨铸铁直到20世纪40年代才在世界其他地方发展起来。汉于一世纪前发明了舵，为航海技术上的伟大成就，早欧洲千余年。中国古代传统的医、农、天、算四大学科，都在汉代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医学方面有《神农本草经》和《伤寒杂病论》，农学方面有《汜胜之书》，在算学方面有《周髀算经》和《九章算术》。在天文方面，相继有四部历法，即太初历、三统历、四分历、乾象历，还有张衡的浑天仪。

　　有论者指出：“希腊罗马的不足使得汉成为当时世界上唯一的技术社会。如果一个汉代人想知道时间，他可以看沙漏或水漏（而希腊人基本上是没有时间观念的，其漏具少而简单），他用指南车可以知道确切的方向，如果愿意，他完全可以不用传统的木柴、草杆烧火，而使用煤、石油、天然气这些近代西方文明的能源，他使用的瓷器是世界上最精美的，他的日常用器是先进的铁器，坚硬而形状精巧。更重要的是，他能使用纸作为书写工具，而世界其他地方都还在使用羊皮纸等原始手段．．．一个汉人如果有病，他可以找官立或私人医生，如果想受教育，有官立或私人学校．．．汉代进行了几次全国性户口普查，并有完善的户口制度，一个人很易了解全社会的结构，如果有需要，他还可以翻开地理志，了解全国的行政建制和地理状况。相比之下，世界其它地方的大多数国家对自己的人民和土地只有个模糊的概念。因而，汉代人生活在文明社会的感觉在当时世界的其它地方是见不到的，只有近代欧洲才能产生这种意识，希腊人主要不是生活在现实世界中，他们的自负在精神上是有道理的，但他们的社会原始而且没有条理。”

　　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其辞曰：“汉地广大，无不容盛。万方来朝, 臣妾使令。边境无事， 中国安宁。百姓承德，阴阳和平。风雨时节，莫不滋荣。灾蝗不起，五谷孰成。贤圣并进， 博士先生。长乐无极老复丁。” 这不仅成为汉代最流行的启蒙识字课本，也是对那个疆域辽阔、军威远播、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民有耻有格的帝国的颂歌。

　　 四、艺术

　　 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揽人物。

　　 ――司马相如

　　汉代艺术，一言以蔽之，就是“雄浑”。

　　司空图在其《诗品》中，列雄浑为第一品。司空图对雄浑如此描述：“大用外腓,真体内充。返虚入浑，积健为雄。 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荒荒油云，寥寥长风。 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持之匪强，来之无穷。”

　　雄浑首先是大。汉代建筑继承了秦代的特点，以体量巨大著称，“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考古调查证实，汉长安城周长达25公里，比当时的罗马城大3倍，比明代的西安城大10倍。未央宫的面积约为5平方公里，前殿有三座大殿，面积分别是2000、5000、3000平方米，最小的一座也超过了现在故宫太和殿一倍左右。汉武帝的建章宫更为高大壮丽。建章宫号称“千门万户”，东有高二十余丈的风阙，西有数十里的虎圈，北有大池名曰泰液，池边有高二十余丈的渐台，池中有蓬莱、方丈、流洲、壶梁等仙山造型，南有玉堂殿，有神明台、井干楼均高五十余丈。上林苑周围广三百里，有离宫七十座，中有数十水池，最大的昆明池周长四十里，烟波浩渺，可训水军。虽然污废已近二千年，昆明池的遗址面积至今仍有十多平方公里。

　　这是一种包裹天地、囊括古今之美。汉代哲学率先垂范。《淮南子原道训》中说：“大丈夫恬然无思，澹然无虑，以天为盖，以地为舆，四时为马，阴阳为御，乘云陵霄，与造化者俱．．．故以天为盖，则无不覆也；以地为舆，则无不载也；四时为马，则无不使也；阴阳为御，则无不备也。”汉代最重要的哲学家董仲舒，以儒学为体，综合道、法、阴阳诸家学说，建构了统一帝国的意识形态。天文地理、气象物候、草木鸟兽、政治法令、形体精神等等，都通过阴阳五行相互对应，相感、相生、相胜、相随，形成一派恢弘而严整的宇宙图景。汉代的史学家同样胸怀壮阔。司马迁著《史记》，“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班固撰《汉书》，“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亦有“包举一代”的气魄。

　　看看那铺张扬厉、汪洋恣肆、气势恢宏的汉赋。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二赋，虽写天子游猎一事，却以此为中心，把山海河泽、宫殿苑囿、林木鸟兽、土地物产、音乐歌舞、服饰器物、骑射酒宴，一一描绘。且举一段班固的《两都赋》：“封畿之内，厥土千里，逴荦诸夏，兼其所有。其阳则崇山隐天，幽林穹谷，陆海珍藏，蓝田美玉，商、洛缘其隈，鄠、杜滨其足，源泉灌注，陂池交属，竹林果园，芳草甘木，郊野之富，号曰近蜀。其阴则冠以九嵕，陪以甘泉，乃有灵宫起乎其中。秦、汉之所极观，渊、云之所颂叹，于是乎存焉。下有郑、白之沃，衣食之源，堤封五万，疆埸绮分，沟塍刻镂，原隰龙鳞，决渠降雨，荷臿成云，五谷垂颖，桑麻敷棻。东郊则有通沟大漕，溃渭洞河，泛舟山东，控引淮、湖，与海通波。西郊则有上囿禁苑，林麓薮泽，陂池连乎蜀、汉，缭以周墙，四百余里，离宫别馆，三十六所，神池灵沼，往往而在。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枝之鸟，逾橥□，越巨海，殊方异类，至三万里。”这就是汉赋作家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大汉帝国的壮丽景象：江山宏伟，版图辽阔，物产丰饶，土地肥沃，城市繁盛，宫阙巍峨，商通四海，百工并作，衣锦怀玉，载舞载歌。

　　再看看那画像石。画像石是刻满浮雕的砖石，通常作为建筑装饰，镶嵌在祠堂、陵阙、更多是墓室内。画像石的内容同样包罗万象、铺天盖地，其中有神仙世界，从伏羲、女娲、西王母、嫦娥到雷公、风伯、雨师、牛郎织女；有历史人物，从周公、孔子、管仲、荆轲到项羽、刘邦以及孝子烈女；有飞禽走兽，从神话中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玉兔蟾蜍到现实中的虎、熊、牛、马、鸡、鸭；有日常生活，从耕作、狩猎、纺织、战争到庖厨、车行、歌舞、百戏。而且这么多的内容，往往浓缩在一块画像石上分层描绘，天上人间，浑然一体，人神鸟兽，杂然相处，构成一个琳琅满目、热闹非凡、活力四射的世界。

　　汉代人不仅摹画了本土的山川、神话和风物，对外来的事物也来之不拒。在一个文明的上升期，人们有无穷的好奇心，奉行彻底的拿来主义。看到匈奴的骑兵优势，汉朝人就开始养马，训练骑兵，最后养了几十万匹马，组建了十万铁骑去远征大漠。看到西域新奇的农作物，汉朝人就开始种植苜蓿、葡萄、胡桃（核桃）、石榴、胡麻（芝麻）、胡豆（蚕豆）、胡瓜（黄瓜）、大蒜、胡萝卜。在艺术上自然也不例外。所以，他们把“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枝之鸟”写进了赋里，也把狮子刻在了画像石上。鲁迅有一次看到几面汉代古镜，满刻着西域的葡萄花纹，不仅感叹：“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不像后世的中国人，怀着“各种顾忌，各种小心，各种唠叨，这么做即违了祖宗，那么做又象了夷狄，终生惴惴如在薄冰上”。

　　汉代艺术有一种浑朴之美。明清的瓷器和家具繁琐而俗艳，这是一个文明进入衰亡期、生命力和创造力枯竭之后的雕虫小技，汉代艺术则从来不事雕琢，不求细节。最能体现这种风格的，莫过于霍去病墓前的石雕了。这位一生六次出塞、为汉代立下不朽战功的战将英年早逝之后，武帝命令匈奴归降的士兵为其送葬。黑色的军阵从长安排列到茂陵，旌旗蔽日，绵延数十里。陵墓的形状如祁连山，在陵前则安置了十数雕塑，是汉代雕塑的代表作。著名的马踏匈奴，展现的是一匹骏马把一个垂死挣扎的匈奴士兵踏倒在地的姿态。石马骠悍雄壮，形态轩昂，威风凛凛，展现出不可撼动的气势和一个强盛帝国的豪迈与自信。那伏虎看似在伏卧休息，但是前爪粗壮有力，肌肉紧绷，不怒自威，有着决不可以轻侮的力量。还有那蓄势待发的跃马，后腿蜷曲，前腿弓起，马头高昂，英姿勃发。马腿下部并不凿空，而是与大地连为一体，显示出无与伦比的雄浑与厚重。所有的雕塑，都是在成吨重的整块花岗岩上，删繁求简，一气呵成。

　　雄浑是一种气势。汉代艺术是典型的气胜于韵，如同枚乘在其《七发》中描绘的曲江之潮：“疾雷闻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山出云内，日夜不止．．．蹈壁冲津，穷曲随隈，逾岸出追。遇者死，当者坏．．．凌赤岸，篲扶桑，横奔似雷行。诚奋厥武，如振如怒。沌沌浑浑，状如奔马。混混庉庉，声如雷鼓。发怒庢沓，清升逾跇，侯波奋振，合战于藉藉之口。鸟不及飞，鱼不及回，兽不及走。纷纷翼翼，波涌云乱，荡取南山，背击北岸，覆亏丘陵，平夷西畔。险险戏戏，崩坏陂池，决胜乃罢。”

　　这气势体现于速度。汉代、主要是西汉，是一个快节奏的朝代。那是先入关中者为王的速度，那是长安少年“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的速度，那是长驱千里踏平了匈奴王庭的速度。汉代连行政和驿传效率都是惊人的，据学者考证，赵充国率军平羌戎，从金城上书到长安获准，玺书回到军前，前后不过七天，按今日的公路营运里程算，公文日行414公里。

　　体现这种速度的登峰造极之作是 “马踏飞燕”。汉代人爱马，马是汉代人的图腾，是古代帝国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为了求得大宛的汗血宝马，汉人曾经远征万里。汉代人对马的熟悉和尊崇，充分体现在这匹甘肃武威出土、后被定为中国旅游标志图形的铜奔马之上。这匹马，躯干粗实，四肢修长，弯尾上扬，昂首长嘶，在四蹄腾空的右后蹄下踏着一只展翅飞翔、回首惊视的燕子。“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这匹风驰电掣的骏马，正是一个新兴帝国朝气蓬勃、开拓进取、凌厉无前的气象的最好写照。

　　也正因为对速度的崇尚，汉代画像石中的动物和人，很少有安静的。龙飞凤舞，鸟翔鱼跃，狮吼虎啸，马驰牛走。而人呢，或稼穑，或搏兽，或歌舞，或出游。后世佛像那样安详凝思的姿态，悲悯众生的神情，在汉代美术中是绝对看不到的。这里描绘的人，有自信，没有自卑；有期待，没有绝望；有行动，没有犹豫；有奋发，没有畏缩，散发出充沛的活力，反映出汉代的事功精神和征服者的宏大气势。

　　美学家李泽厚先生总结道：“汉代艺术散发着一种原始的活力和野性，尽管由于处于草创阶段，显得幼稚、粗糙、简单和拙笨，但是上述那种运动、速度和韵律感，那种生动活跃的气势力量，反而由之愈显其优越、高明。尽管唐俑也威武雄壮，也有动作姿式，却总是缺少那种狂放的气势；尽管汉俑也有静态的形象，却依然充满了雄浑厚重的冲涌力量。唐代的三彩马俑尽管如何鲜艳夺目，比起汉代古拙的马，那造型的气势、力量、动感就相去甚远。宋代画像砖尽管如何细微工致，面容姣好，秀色纤纤，可比起汉代来，那生命力和价值距离很大。汉代艺术那蓬勃的生命力，整体性的力量与气势，是后代艺术所难以企及的。”“汉代工艺品正是那个琳琅满目的世界的具体而微的显现，是在众多、繁杂的对象上展现出来的人间力量和对物质世界的直接征服和巨大胜利。”

　　五、风尚

　　在山峨峨，在水汤汤。与志迁化，容不虚生。明诗表指，嘳息激昂。气若浮云，志若秋霜。

　　 ――傅毅《舞赋》

　　汉代的中国人，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舞随兴而起，歌脱口而出。汉高祖回到故乡，酒酣击筑自唱大风歌，“令儿皆知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汉武帝见到黄河决堤，伤心而歌：“瓠子决兮将柰何？皓皓旰旰兮闾殚为河！殚为河兮地不得宁，功无已时兮吾山平。”李陵降匈奴后，置酒贺苏武归汉，最后陵起舞，歌曰：“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聩。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

　　百姓的歌则“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两汉史籍中记载了许多讽喻时事的民间歌谣，在乡闾之间广为传唱。汉武帝时设立了专门的乐府，采集民间歌曲，汉乐府歌曲的那一份天真率直，后世是难以企及的。日常生活则自舞成风，舞蹈形式多种多样。有礼仪性的交谊舞，叫“以舞相属”，主人先舞，再嘱咐另一人舞，如此循环。有摆动衣袖的长袖舞、对舞、七盘舞，还有手持兵器的干舞、戚舞、剑舞，充满了刚猛之气。

　　更有皇室盛大的集体歌舞，象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所描绘的：“撞千石之钟，立万石之钜；建翠华之旗，树灵鼍之鼓。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

　　大致来说，一个爱好歌舞的民族，一个随兴载歌载舞的民族，性格外向率真，少虚伪之心，阴鸷之气。汉代的中国人正是如此。

　　汉代的中国人喜怒形于色，性格粗率冲动。学者彭卫曾总结道：“从国事到家事，痛苦、思念、恐惧、怨恨、愤怒、欢乐．．．，几乎所有的生活场景，几乎所有的情感，都能让汉代人泪流不止：来自洛阳的年轻政治家贾谊对国势维艰“痛哭”“流涕”，不能自己；人过中年处事干练的韩安国流泪告诫梁孝王刘武遵守法度，骄横的王爷也随之泪如雨下；宦官赵谈被大臣袁盎赶下御车，赵谈脸上挂满了羞辱的眼泪；身处异域的李陵目睹苏武的坚贞不屈，泪珠打湿了衣襟；曾得成帝宠信的张放，在听到成帝死讯后，思念哭泣而死；东汉人蔡顺的母亲生时最怕雷声，她亡故后，每当天上隆隆雷起，蔡顺便绕墓呼唤母亲，哭泣不止。”“在汉代，人们的情绪是如此容易发生转换，笑与泣仅是一线之隔。《后汉书·周举列传》载：安帝永和六年（公元141年）三月上巳日，大将军梁商在洛水边大宴宾朋，酒阑之际，忽然有人奏起哀乐。没有斥责和不满，听悲声，望流水，坐中宾客无不落泪。”

　　汉代的中国人性格刚烈率直。爱就爱得惊天动地：“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恨就恨得咬牙切齿：“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不去此妇，则家不宁，不去此妇，则家不清，不去此妇，则福不生，不去此妇，则身不荣，不去此妇，则事不成!” 骂也骂得痛快淋漓。有学者专门研究过汉代的骂詈语言，发现汉代人要么直呼“豚”、“犬”、“鼠”，要么直斥“儿”、“凶逆”，不像后世那样含沙射影，而是率直、质朴、有力。

　　所以，那时推行礼教，却没有象宋代以后那样以礼教彻底束缚人，甚至以礼教杀人。以男女关系为例，在汉代，女子可以单独会见男宾，与男子一起出行，一起饮酒。妇女还有多人封侯，拥有爵位和封邑。女子改嫁，在当时根本不以为耻。汉武帝之母立为皇后前，不但有前夫，而且有过一个女儿。而汉武帝得知此事后，非常高兴：“何不蚤言！”亲自驾车迎接。丈夫无才、无德、贫困、有疾，妻子都可以主动提出改嫁。史籍中记载改嫁次数最多的，是一个阳武女子张氏，她改嫁了五次，最后一任丈夫是汉初名相陈平。此风一直延续到三国，魏、蜀、吴的第一个皇帝，都曾娶过再嫁的寡妇。

　　一般来说，一个文明到烂熟的时候，人们就会发现，天上地下没有鬼神，死后并无报应，政治只是厚黑学，社会伦理只是遮羞布，只有生存和利益是真实的。这正是中国文明进入明清以后出现的情况。但是在汉代的时候，因为去古未远，人民性格质朴耿直，中国人是一个认真严肃的民族，对天命、尊严、忠义、职责等等有着真正的信念，真正的敬畏。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君子生而辱，不如死而荣。” 汉代人承先秦余绪，义不受辱者比比皆是。据学者彭卫统计，两汉史籍记载了200多起自杀事件，自尊和尽忠型的自杀者的数量最多，几乎涉及当时社会的所有阶层――从皇亲贵族到文武百官，从士人宾客到普通百姓。李广耻对刀笔吏，引刀自刭；田延年不愿“入牢狱，使众人指笑我，卒徒唾吾背”，自刎死；萧望之不愿“老人牢狱，苟求生活”，饮鸩自杀；宣帝要将盖宽饶下狱，后者即引刀自刭北阙下；池阳狱椽王立不知家人受贿，被调查，即杀身以自明；蔡伦耻受辱，沐浴整衣冠，饮药而死。仅汉武帝一朝，名臣自杀者就可以列出一长串，如赵绾、王臧、李广、李蔡、张汤、王卿、暴胜之、商丘成等。而最为惊心动魄的大概要算汉初田横五百士的故事了。刘邦即位后，田横不愿受辱称臣于汉而自杀，手下五百人闻讯皆自杀从死，徐悲鸿曾作画以颂之。

　　鲁迅先生曾经慨叹中国自古就少有敢于“抚哭叛徒的吊客”，在汉代，这样的吊客却层出不穷。汉高祖杀了彭越，下令任何人不许收尸，栾布却公开将之收葬，并痛哭一场。陈蕃被满门抄斩，朱震弃官而哭，冒死掩埋了陈蕃的尸首，并将其子陈逸藏匿。后被发觉入狱，朱震誓死不言，陈逸得以生还。孔融被曹操所杀后，脂习抚尸痛哭：“文举舍我死，吾何用生为！”此外，还有孔车收葬主父偃，云敞棺敛吴章，廉范独敛薛汉，赵戬弃官葬王允，桓典弃官敛王吉并服丧三年，乐恢为被诛故太守奔丧行服，郭亮收李固尸，杨匡收杜乔尸等等，史不绝书。

　　与报恩、尽忠相对应，汉代人复仇起来也毫不留情。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人，均以复仇为尚。汉武帝欲一举消灭匈奴，打的旗号就是国恨家仇：“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雠，春秋大之！” 最有名的复仇者要算酒泉女子赵娥。在其父被仇人杀死、而自己三个兄弟均病亡的情况下，赵娥一直等候了十余年，才等到良机刺死仇人，然后坦然到县衙自首：“父仇已报，请就刑戮”。县令当即决定“解印绶欲与俱亡”，宁可罢官也要释放她。对两汉复仇风气之烈，东汉的桓谭曾感叹：“今人相杀伤，虽已伏法，而私结怨雠，子孙相报，后忿深前，至于灭户殄业，而俗称豪健，故虽有怯弱，犹勉而行之，此为听人自理而无复法禁者也。” 汉代从政府到民间对于复仇的宽容和肯定，使懦者勇，弱者强，客观上激励了悍勇刚烈的民风。

　　这样的社会氛围，自然是游侠生长的良好土壤。尤其是汉初，华夏大地是一个游侠纵横的世界。司马迁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汉代行侠之人的身份十分复杂，有像朱家、剧孟那样的闾巷布衣之侠，他们扶危济贫，声誉远播；有像灌夫、郭解这样富比王侯、役使千家的豪族之侠，他们多横行乡里，是政府的重点打击对象；也有像栾布、汲黯、朱云这样亦官亦侠的卿相之侠，他们将侠义之道带入官场，形成了一种“以意气相尚”的慷慨之风。但是所有的人，共同的特点是信守一种超脱于利害生死关系的原则，这与后世中国人的圆滑世故、但求苟活的普遍风尚是大不相同的。

　　在那个时候，中国的政治、社会、学术都还没有定型，是一个为后世建章立制的时代，一个需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时代。在那个时候，华夏边疆还有许多没有探索过、征服过的区域和文明，广阔的东亚大陆和中亚草原向中国的军队、商人和有志之士敞开。在那个时候，皇帝求贤若渴，用人不拘一格。刘邦一开国就下诏：“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汉武帝的求贤诏就更为著名：“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踢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

　　在这个以开拓和征服为主旋律、充满机会和自信的时代，中国人有的是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三国时候周郎曾舞剑作歌：“丈夫处世兮立功名，立功名兮慰平生。慰平生兮吾将醉，吾将醉兮发狂吟！”道出的是汉代男儿共同的心声。他们雄心勃勃，喜欢用“大丈夫”、“丈夫”称呼自己。看到秦始皇出巡时的豪华排场，刘邦感叹：“大丈夫当如是也。”汉武帝时候的名臣主父偃曾言：“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则五鼎亨耳！”赵温做京兆丞时感慨：“大丈夫当雄飞，安能雌伏”，弃官而去。班超当抄书小吏时听说匈奴为患，叹道：“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于是投笔从戎。梁竦自负其才，登高而叹：“大丈夫居世，生当封侯，死当庙食。”陈蕃十五岁就立下大志： “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

　　因为渴望建功立业，汉代人常常毛遂自荐。汉武帝刚即位，征天下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炫鬻者以千数”。东方朔的自荐书说：“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凡臣朔固已诵四十四万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为天子大臣矣。” 汉武帝计划遣使说服南越王归降，年方二十的终军即自请“愿受长缨，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老将也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汉宣帝时，羌族侵犯边塞，宣帝派使者问七十多岁的赵充国谁可以为将，赵充国当仁不让：“无逾于老臣者矣。” 光武帝时武陵五溪叛乱，汉军战事不利，六十二岁的马援请求自己将兵征讨，总算说动了光武帝。离别前，马援对友人杜愔说：“吾受厚恩，年迫日索，常恐不得死国事。今获所愿，甘心瞑目”。

　　对于汉代中国人的整体形象，黄留珠先生曾总结道：“总观秦汉时代人们的精神风貌，其喜歌嗜舞，富于积极的进取精神；具有高度的事业心、责任心和自尊心；西京尚任侠，东都祟名节；时俗重让敬贤，少节烈观，惠怨必雠，评品成风。它给人们留下的基本印象，是可以用“生气勃勃”四个字来加以概括的。”贺昌群先生则在其所著《汉唐精神》一文中指出：“汉唐两代，民族生命力极强，凡生命力强健之民族，乃能明礼法，重服从，守纪律，勇敢活泼，尚礼制而富感情，耻为狡诈虚伪之事，此所谓“野蛮的文明”。今日中国正需此种“野蛮的文明”。

　　俱往矣。先民们龙腾虎跃、如火烈烈的身影，已经模糊、消失于历史的重重迷雾之中，显得那么的遥远，那么的陌生。

　　然而，他们却是我们的祖先。

　　 六、结局

　　 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李白 菩萨蛮

　　公元220年，当了31年傀儡的汉献帝被废，汉朝正式灭亡。

　　对汉代的灭亡，有各种解释。汉代不禁止土地兼并，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成为佃农，给地主缴纳十分之五的田租，国家租税虽轻亦无济于事，因此到朝代后期，人民生活困苦不堪。汉武设立内朝，削弱丞相之权，为外戚和宦官之权势大张埋下了祸根，到东汉后期遂不可遏制，朝政一团黑暗。汉代的地方行政长官本来权限就很大，赖有中央派出的刺史监督，但东汉光武帝为节省来回费用，竟下令刺史不必进京报告，坐镇地方即可，离心势力从此恶性滋长。当然还有偶然的因素。东汉从和帝到灵帝，没有一个皇帝活过三十六岁，连续九个皇帝平均寿命不足二十年，在位不足十二年，没有一个王朝经得起这样折腾的。

　　然而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在汉末桓、灵帝时，王纲解纽，宦官专权。《后汉书》写道：“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敷公卿，裁量执政，鲠直之风，于斯行矣。” 在野的处士，在朝中下级官吏和太学生，为了维护儒家理想中的君主政治，联手奋起反击。太学生们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学生请愿运动，中下级正直官吏则在此鼓舞下打击宦官及其亲朋。虽然这些人（时称党人）一次又一次遭到打击、驱逐和杀害，却前赴后继，社会舆论则向他们一边倒，党人的领袖张俭被官府追杀外逃途中，许多人冒死掩护，成百人受牵累而破家灭族。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为汉代人励志敦行的品格添上了浓墨重彩的最后一笔。

　　而汉的武力依然不可轻视。东汉末年，羌族为患，护羌校尉段颎率领轻骑穷追猛打，出塞二千余里，大小战一百八十次，斩杀三万八千余人，彻底平定了东西羌的叛乱，汉军仅战死四百余人。公元170年，在黄巾军横行中原、帝国风雨飘零之际，西域的疏勒国反叛中央，凉州刺史孟佗立即发兵征讨，据《曹全碑》记载，这次远征疏勒王“面缚归死”。有史学家感叹：“国恒以弱灭，而汉独以强亡”。

　　汉的雄强，其流风余绪一直延续到三国。汉家三分后，周边的民族依然不能与之对抗：曹操北征乌桓，观沧海而还；诸葛亮七擒孟获，平定南中；孙权派甲士万人浮于海，东渡台湾。三国时期，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其慷慨激昂之气，千载之下，仍然令人神往。

　　自公元前202年刘邦登基，到公元220年献帝被废，除去中间王莽的短暂篡权，汉统治中国超过四百年，是中国历史上历时最长的统一王朝。即使把后期董卓入洛阳、汉朝皇帝名存实亡的年份都去掉，汉代在历代统一王朝中还是享有最长的国祚。历史上每当群雄割据、军阀混战的时候，汉总是一个具有号召力的旗号。西晋末年，匈奴人刘渊称王，都以汉为国号，以汉高祖后嗣自居。最后一个汉政权(陈友谅)出现在1360年，四年以后被朱元璋所灭，这时，离汉朝灭亡已经有一千多年了。

　　汉的灭亡，不是简单的一个朝代的更迭，而是一种精神的远去。在董卓焚烧洛阳的冲天大火中，在五胡乱中华的遍地狼烟中，在魏晋名士纵情背俗的清谈中，在南朝四百八十寺的蒙蒙烟雨中，中国的原生文明结束了。

　　中国原生文明的结束，也是华夏民族少年时代的结束。汉代灭亡之后，经过短暂的魏晋统治，五胡十六国随后而来，中原汉族十不存二，长安人口曾减少到不足百户，汉族在北方一度成为少数民族。与此同时，中国文明对以佛教为代表的印度文明进行了深度吸收，佛法大兴。到了隋唐，由于胡汉血统的混杂和中外文明的嫁接，华夏民族焕发出新的活力，中原古音却已不可觅。宋代“郁郁乎文哉”，思想界颇有创造，工商和技术异峰突起，但是已经没有了汉唐的气魄、事功精神和社会组织力，文明精致而内敛，趋于虚伪、畏缩和病态。至于明清，君主专制登峰造极，整个民族的思想装入牢笼，士大夫廉耻丧尽，人民苟且偷生，社会一盘散沙，世事糜烂以至不可收拾。可以说，汉代灭亡以后，中国充满生命力的原生文明即一去不复返了。

　　中国的原生文明是深沉厚重的。如黄土高原之广阔，如九曲黄河之绵长，如黄钟大吕之铿锵。大禹“凿龙门，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决渟水致之海，而股无胈，胫无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於会稽”。周的早期艰苦卓绝，一直在戎狄环伺之中战斗、迁徙、生存。各个主要诸侯国的创业也备极艰辛。姜子牙封于齐国，四方不定，只好“夜衣而行，犁明至国”，总算从莱人手中保住了封地。楚国在南方的湿热瘴疠之地，“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秦人则是被迫离开故土，在西部的荒原上与戎狄殊死搏斗才站稳了脚跟，几代先王战死疆场。这种艰苦的创业史，无疑在华夏先民的精神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加之“天命靡常，惟德是依”，作为一个有深刻历史意识的民族，眼见着多少诸侯方国的兴衰存亡，更使人诚惶诚恐。周灭商以后，没有丝毫胜利者的洋洋自得，反而充满了敬畏和诫惧。翻开一部《尚书》，到处是自省、自责和告诫。《周书·召诰》中，召公向周成王讲：“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 《周书·康诰》是周公封康叔时的诰词，全文中有六段以“王曰呜呼”为发端之词，最后告诫“惟命不于常，汝念哉！”周公的深忧远虑，可见一斑。汉朝是在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殷鉴不远，天日昭昭，所以汉代皇帝的诏书多惧词，深怕无德不明，唯恐下情不上达，居灭绝之中而不自知。整个汉代，有庸主而无暴君，皇帝小心谨畏，多能蒙业而安。汉武帝更化改制，劳师远征，在有人看来纯粹出于好大喜功，但是他自己的解释似乎更为合情合理：“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 。他对太子说：“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这种无时不在的忧患意识，使整个民族不崇尚浮华，不流于逸乐，有一种极为深远的眼光，极为质朴的性格和极为坚韧的力量。

　　中国的原生文明又是刚健进取的。中国的远古神话充满着强烈的英雄气息，有人这样写道：“伏羲、神农、黄帝、炎帝，或创世纪，或创文明，或拓大荒，或开民智，或奋身为天下先，或舍身为天下法。鲧与大禹父死子继，以身济世，拯民黎于水火，蚩尤共工九死不悔，虽失败而壮志不屈，天地为之崩陷。夸父逐日，体现了对于神灵的藐视。而精卫填海，则表现了对宿命的不驯。”商代，商汤在沐浴之盘上刻铭自警：“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至于周，“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周灭商之后，即用分封方式，一路沿黄河下游东进，一路沿汉水南下，积极进行军事殖民，国势继续扩张。各个主要诸侯国也有这种精神。楚国从荆山上的小国起步，发扬蹈厉，愈挫愈奋，先是席卷江汉平原，继而囊括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一直到达波涛荡漾的东海。秦国自开国以来，历代君主朝乾夕惕，前赴后继，各级官吏兢兢业业，累日积劳，以富国强兵为目标，连续几个世纪不断向外开拓。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扫平六国、一统四海之后，也丝毫没有懈怠，而是筑长城，修驰道，北逐匈奴，南平百越。到了西汉，中央政权继续保持攻击态势，定都于西北前线，通西域，克朝鲜，伐交趾，征西南夷，在秦的基础上，又将疆域扩大了一倍多。

　　中国原生文明还是一种具有高度社会凝聚力的文明。在中华远古时期，在严酷的大自然和你死我活的部落战争面前，一个氏族集团必须团结一致，“兄弟阋于墙，共御外辱”，非此不足以自保，不足以图存。周行封建，各诸侯尚处于小国寡民、华戎杂处的阶段，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到春秋战国，列国争雄，四夷交侵，各国君臣民众各安其位，上下一心，众志成城，以保宗庙社稷，争生死存亡。《诗经·秦风》中这首诗反映的心态是很典型的：“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到汉代，封建制度衰微，封建遗意尚存。吕思勉曾举一例。汉景帝时，其子临江王刘荣获罪到长安受审，出发时轴折车废。刘荣年少无功，封于临江的时间也不长，但是江陵父老流涕窃言曰：“吾王不反矣！”。这种朴素的君民一体的感情，后世无有。汉代的太守作为地方长官，有权自己任用属下，权力相当于不世袭的诸侯，上下臣属“往往周旋于死生患难之间”。而就整个国家而言，天子有保民安邦之责，群臣有不辱使命之义，百姓有忠君报国之心，民族向心力极强。汉代政府抚恤鳏寡，人民尽忠尽责，全民共御外侮，颇有天下一家的气象。对匈奴开战之前，汉廷内部虽然有激烈的争议，但是一旦作出决策，所有人即不计前嫌，全力以赴。

　　 谈起中国文明，后世中国人每每神往的是唐朝。历来强汉盛唐并称，两个朝代均定都长安，疆域辽阔，经济发达，文化昌盛，声威远播。但是细究起来，两者的精神气质有着本质的不同。

　　唐代是一个大有胡气的朝代。不仅唐的皇室有胡人血统，更重要的是，唐对外国文化的吸收，其广度和深度是惊人的。如果说，汉代人对外来事物的吸收多限于实用领域（马匹、农作物等），其余的只是出于好奇和用于点缀的话，那么，唐代人则是兼收并蓄，完全沉迷于其中了。元稹诗云：“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乐。火凤声沈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竟纷泊”。印度的佛学、医学、历法、美术，中亚的音乐、舞蹈，西亚的袄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纷至沓来，中华世界从此面目全非。唐代宫廷十部乐中，除燕乐、清乐之外，全为外来乐曲。唐人大规模地穿戴异族服饰，蔚为时尚，以至于司法参军无法捕捉“胡贼”。

　　正是这种空前的胡汉文化的杂交，唐初的中国重新恢复了活力，大唐文化显得大气磅礴，异彩纷呈，灿烂夺目，甚至有点光怪陆离。在诗书乐舞全面成熟的背后，在长安酒肆的欢快嬉闹声里，在一片浮华和喧嚣之中，生活的幸福和文化的创造似乎都到达了定点。这个民族已经失去了深厚的内在力量，失去了深沉的忧患意识，失去了雄强凝重的品格，失去了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野性。待到“渔阳颦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唐代国势即急转直下。盛唐之音，迅速转变为颓丧、伤感和孤高的晚唐之调，开宋代精神之先声。

　　所以，汉人武功远胜唐人。汉代全民皆兵，唐代主要是府兵。汉的远征军基本上是华夏子弟，唐则多用胡兵番将。汉前有匈奴、后有西羌之乱，均渐次荡平。唐最辉煌的军事成就是大破突厥，但是突厥只是松散的部落联盟，其政治组织力与匈奴相去甚远，到吐蕃、回纥兴起，唐军便束手无策，只能坐等敌人内乱。终两汉之世，汉帝国的都城从来没有被异族攻陷过，这种情况在中国统一王朝的历史上，除了短命的秦隋以外是绝无仅有的。而唐朝中后期有“京师三陷，天子四迁”之苦，为了平息安史之乱，甚至允诺回纥兵在长安洛阳纵兵抢掠作为报答。后来住在长安的回纥人以三百骑攻宫门，驱逐长安令，掠人子女，唐政府均忍气吞声。

　　汉强，唐盛。汉质胜于文，唐文质彬彬。汉雄浑凝重，唐辉煌壮丽。汉如质朴刚健的壮夫，唐如雍容华丽的贵妇。汉是初升的红日，朝气蓬勃；唐是正午的太阳，灿烂炫目。华夏民族在春秋战国爆发出惊人的创造力和生命力，在汉代进入全面开拓时期，气势恢弘。唐代借助外来文化的强烈刺激，再一次显示出勃勃的生机和阔大的气象。可惜，这已经是最后的回光返照了。

　　在今天西安市西北的咸阳原上，有九座西汉的帝陵。它们东自高陵县，西至兴平市，一线排开，绵延百余里。最东端是景帝阳陵，从东到西依次是高祖长陵、惠帝安陵、哀帝义陵、元帝渭陵、成帝延陵、平帝康陵、昭帝平陵。最西端是汉武帝的茂陵，这是汉陵中最大的一座。陵上密布苍松翠柏，四周有功臣贵戚墓27座，那是一连串流传至今的名字：卫青、霍去病、金日磾、霍光、公孙弘、李延年、李夫人。。。。现在，他们都长眠于地下，连同一个民族曾经拥有的梦想、血性和荣光。

　　斯人已逝，那盛大的功业、绝代的风华和宏伟的宫殿也随之湮灭。公元237年，魏明帝下令宫官把残存在汉长安城的铜器拆走，移到洛阳，其中包括汉武帝铸造的高二十丈的捧露盘仙人。传说宫官拆盘之后，金铜仙人潸然泪下。唐代诗人李贺为此写下了著名的《金铜仙人辞汉歌》：

　　茂陵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迹。画栏桂树悬秋香，三十六宫土花碧。

　　魏官牵车指千里，东关酸风射眸子。空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铅水。

　　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携盘独出月荒凉，渭城已远波声小。

　　谨以此文纪念一个逝去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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